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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游客的急躁其實是中國人被卷入現代化洪流之后的一種文化不適應感的表現。

中國游客在國外旅行時，往往表現得比較急躁，不太像是出來放松的，反而像出來完成任務的，比如喜歡插隊、大聲喧嘩、爭奪食物、經常遲到等等。對于這種情況，很多人的解讀是因為中國人窮慣了，養成了一種匱乏性的心理，所以到哪里都要爭搶，生怕自己吃虧。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對。因為現在四十歲左右的人，已經是在改革開放后出生長大的，他們所經歷的成長時代，物質上已經不太匱乏，甚至可以說是一個財富極速膨脹的時代。但是這個年齡段的中國游客依然表現出來急躁的特征。很多人在旅途上大呼小叫，顯示出了一種內心的不安。

那么，這種現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本文就對此進行一番分析。

我有一個朋友在北京做民宿生意，有一次他和我聊國內客人和國外客人的差別時，他提到了一個現象，那就是國外客人訂房，一般都是提前一到二個月，甚至有提前半年的。而國內的客人一般就是提前一周左右，能夠提前兩周就是很早了，僅僅提前一到兩天的也不少。他的感覺就是，老外對自己的行程是提前規劃、嚴格執行。而中國客人的行程隨意性很大，很少做提前規劃。所以，他感覺中外游客最大的差異就是對時間的控制能力不一樣。

這個差異看起來只是一個“習慣”不同，但是在心理學上來說，卻是一個復雜的心理現象。因為一個人要做到對于時間的精確控制，絕不是輕易能做到的。它涉及到兩種復雜的心理能力，一個叫做“自我效能感”，一個叫做專注力。

“自我效能感”就是指一個人對自己規劃的事情的確信能力。如果一個人習慣于做預先規劃，并將自己的規劃視作于現實存在，在規劃實施的過程中非常堅決，絕不輕易改變。這就叫做自我效能感高。這種能力表現在旅行上，就是提前做好行程規劃，且堅定地實行；表現在企業管理上，就是有長期的發展目標和價值觀，不喜歡“隨機應變”；表現在社會發展上，就是幾代人可以連續為同一個目標努力，最終建成一個成熟的社會制度。如果一個人的自我效能感較弱，就會對自己的規劃感到懷疑，在實施的過程中經常變動，缺乏確定感，動作多變。

專注力，則是指一個人在短時間內的注意力集中能力。這是一個人能夠做到從容不迫的關鍵。如果一個人專注力弱，他就就難以把時間安排得妥妥貼貼，總是會被事情追著走，表現出來的性格特點就是急躁。專注力也是一種很難獲得的能力，需要長期的訓練。中國游客的急躁表現，主要就是專注力不夠。

按康德的觀點，時間并不是客觀存在，而是人意識的表象。這種哲學語言很晦澀難懂，我來翻譯成一句俗話：同樣一段時間，對不同的人來說是不一樣的。比如，對于一個注意力渙散的人來說，一天就是日出日落，外加幾頓飯和看幾頁報紙，一晃就過去了；而對于注意力集中的人來說，一天的時間可以完成很多的工作，是一段漫長的時間。這就是人的意識能力與時間的關系。

那么，再回到中國游客的話題，答案就呼之欲出了。那就是旅游行程作為一種時間性比較強的行動，對于普通中國人來說太難了。無論是航班的時間點，還是大巴的時間點，都是非常嚴密的，精確度是以分鐘計算的，而且不能有任何差錯，否則就可能會導致整個行程泡湯。這種行動對于注意力強的人來說，是一種休閑放松。但對于注意力弱的人來說，則是一種高強度的壓力，他們的精神時時刻刻處于緊張之中。于是到了各種場合，都可能出現急躁爭搶的情況。可見，中國游客的表現，背后就是注意力水平的問題，我們的注意力水平與現代文明的平均水平有差距。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注意力水平較低的情況呢？這與我們的文化類型有關。漢文化是一種農耕文明，這種文化對于時間敏感度是非常弱的。一年之中，記住二十四個節氣就夠了。在日常生活中，漢文化傳統的計時單位是時辰，即兩個小時為一個單位，是非常松散的。在農村，人們經常以“一柱香的功夫”之類的語言來表示時間。

不止是中國人，所有農耕文化的民族對于時間的敏感度都是很低的。比如印度人就遲到的很厲害。他們要是出去旅行，估計緊張程度不會亞于中國人。但由于印度經濟沒有迅速崛起，絕大部分印度人沒有財力出國旅行，所以他們的精神狀態還沒有充分展現世人面前。非洲人也有類似的情況，特別是原始部落的人，注意力也是比較弱的。如果要把這些原始文化的人組織起來，按照嚴格的時間表進行旅行，估計也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也許有人會問，日本人也是亞洲人，為什么日本人的時間觀念就非常強？這就涉及到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他們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農耕民族，而是一個海洋民族，他們很多人的生活方式是進行海洋作業。而海洋作業這種方式對時間、天文、水文等方面的知識要有非常細致的掌握，否則的話隨時可能葬身大海。所以日本人的傳統的生活方式來講，也是非常強調精確和控制性的，這使得他們在接受西方工業文明的時候，遠比我們這種農耕文化的人要輕松。同樣道理，中國沿海居民的專注力就要高一些，比如福建廣東的沿海居民，他們在商業上往往比較容易成功，做生意非常精明細致。在接觸工業文明和商業文明時，他們也能夠比較好地接受。比如以廣東福建人為主要來源的香港人，就把香港建成了國際級的現代化大都市，整個城市的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達到了世界頂級水平。

在絕大部分亞非國家，遲到都是經常的事。相對他們，中國人的注意力還算是比較強的，因為中國畢竟經歷了數千年的大型國家的管理與統治，對社會的精英階層還是有一定精神訓練的，比如儒家文化就非常強調意志力的訓練與精神修養。所以說，在中國文化的傳統中，還是有著對勤奮、嚴謹和自制力的一些訴求的，比那些純粹的原始民族，我們肯定是要強一些。但是這種精神訓練的范圍很小，僅僅限于極少數的士大夫階層，而且它的強度與商業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民族來說，也還是比較弱的。

所以，這也給我們一個提示，就是我們該和什么樣的人打交道？如果我們總是與落后的、原始的農耕民族去交流互動，就會相互感染這種低節奏的、對時間不敏感的、注意力比較渙散的狀態。當然，這種狀態對我們來說，是比較放松和舒服的，但是不利于我們成長。如果我們想變得更強壯、注意力、精神健康水平更高，我們就必須多與現代化的民族接觸，多與海洋文明的、商業文明、工業文明的國家和民族的人打交道。

那么，有人會問了，既然我們知道了自己的注意力水平和自我效能感等方面較弱，那是不是可以奮起直追、馬上改進呢？這也是很難的，因為這個意識力水平，實際上是一種心理健康水平。而心理健康是長時間的生活和環境所塑造的，很難在短期內得到修正。

如果用心理學的標準來說這種農耕文明的人所塑造的人的心理狀態，實際上是一種神經癥人格，以現代人的健康標準來看是某種心理病態的狀態。

從人的大腦來說，不同民族的人都是相似的，都能產生豐富的精神活動。既然我們的生活方式不需要我們對時間和細節進行精確的控制，那么我們大腦產生的能量都去哪里了呢？可以說，都用在虛構方面了。比如說，唐詩宋詞這些東西就消耗了中國人大量的精力。唐詩宋詞把我們的情感集中在一些落花、流水、打雷、下雨等日常的場景之中，對這些生活場景進行深度的加工，投入極大的情感，最后浪費掉了我們的精力。這使得我們對真實存在的事物反而沒有了關注力，中國的科學技術沒有得到較好的發展。

數千年來，我們對于“虛構”投入了過多的激情，這逐漸形成了一種情感模式，進而構成了中國人深層的心理結構。以現代心理學的標準來看，這種心理結構其實上是一種神經癥人格，它阻礙了我們對現實的關注能力、對時間的控制力、對長期規劃的執行力。構成了一種深層次的影響。中國要成為一個現代文明國家，文化上就必須越過這個障礙。所以我們在走向現代文明的過程中，一定要突破這個障礙，突破這種文化所塑造的心理格局。如果不在這個層面上下功夫，僅僅只是引入西方的技術，是很難建立起一個現代文明社會的。

農耕文明是一種封閉的、停滯的、與他人合作非常少的文明方式。這種文明無法支持人心理的充分成長，所以大部分國人在心理上都停留在巨嬰狀態。表現是在做事情上，就是缺乏主動、缺乏恒心；在決策事情時，謹小慎微、顧慮重重；對未知事物，容易焦慮、憂心忡忡；對人際關系，高度敏感、缺乏自信；在情緒上，波動較大、容易被激惹。

馬斯洛在《動機與人格 》說到，當兒童感到不安全的時候，當他在安全需要，愛的需要，歸屬需要和自尊需要方面受到根本阻礙和威脅的時候，他就會更多的表現出自私，仇恨，進攻性和破壞性來。中國傳統農村的教育,對小孩非打即罵，基本上沒有什么愛的教育和平等尊重。這種普遍性的對兒童心理健康的漠視，導致了中國傳統社會的人普遍具有神經癥人格。

在中國傳統的家庭教育中，幾乎沒有愛和平等的理念。強調都是嚴格的管教、訓斥、聽話和順從，這都會導致神經癥人格的出現。美國心理學大師卡倫.霍尼考察兒童病態環境，發現如果父母具有神經癥人格，而對嬰幼兒的各種漠視、恐嚇、過渡保護、過渡限制和懲罰等。這種病態環境的依戀關系，通過內化作用就會形成兒童今后的人格特征和行為模式——無助、強烈的自我中心和依賴。在任何沖突或風險性情境中，他會自然回避，不敢表達、不敢正常反擊；在具有吸引力但需要一定能力才能獲得的事務面前，會茫然不知所措。從而逐漸形成回避矛盾、抑制愿望、情緒的極端化、以及嫉妒等個性特征。

從馬斯洛的這個觀點，我們可以看到。如果我們想培養出具有健全人格的人，培養出對他人充滿愛和寬容心的人，就必須從嬰幼兒時期的抓起。

雖然現在大部分中國人已經生活在城市，但是我們的文化傳統，還是農耕文化的，這使得中國人在生活方式與精神狀態之間出現了錯位。旅游過程中的急躁與喧嘩，就是這種錯位的一個表現。

現在隨著中國城市化的進程，中國人必須迅速適應現代的生活方式，這就涉及了文化升級與心理健康水平的升級。如果我們不往前看，向先進的文化學習，而是要不斷的回到傳統的農耕文化中去尋找“精神力量”，就是一種南轅北轍的行為，注定是沒有效果的。

現代的工作都有嚴格的時間要求和精確的數據要求，這就需要人們的心智水平要達到比較高的階段。據我觀察，上海人在這一方面表現比較好，因為他們這個城市開阜比較早，很早就接觸了現代的思維方式，所以他們從小在精細控制和情緒控制的訓練比較多，相應的心理發育水平也就比較高。他們在進而進入現代生活，包括創辦企業、公司經營方面，都會更加容易一些。也就是說，并不是上海人在智力方面就比其他的地方人有什么優勢，而是他們的文化里頭對人心理發育水平的這一塊，干預的更多一些，心理發育更充分一點。做事的精細程度、情緒控制等方面要更好一點。

時間控制、情緒控制、持之以恒、承受壓力、控制焦慮，這些行為都是心理健康水平很高的人才能做到的，一般人很難到達這個程度。在農耕社會成長起來的人，心里健康是發展不到這個水平的。從這個角度上來講，農耕社會普通人的心理健康水平都位于嬰幼兒階段，只不過他們終身沒有離開農村和土地，一直沒有從事過現代化的高精度生活，所以他們心理上的這種缺陷就被掩蓋了。

可見，中國游客的急躁其實是中國人被卷入現代化洪流之后的一種文化不適應感的表現。通過對這個現象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文化深層結構的問題。如果我們能夠靜下心來，虛心地學習先進文化的特點，特別是精神文明和心理發育方面的經驗，就會對我們的現代化進程帶來很大的幫助。

【作者：黃帝戰蚩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