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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化為人類便捷舒適的現代生活架設了一條高速公路，然而由于信息安全方面的問題，信息化有時候也是柄雙刃劍。尤其是在政府行業，其信息安全緊密聯系著民生、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的安全。由于我國在信息行業里起步較晚，it行業和互聯網行業所存在的“先入為主”效應和倍增效應，造成了當前我國在信息化進程中因使用習慣和兼容性等方面的問題，仍大量使用著國外的硬件和軟件。

　　當然，微軟的產品是很好，但是我們對其沒有主導權，中文版的windows所做的工作只是在已經做好的基礎上做些簡單的改動;而在安全性方面，他隨時可以采取黑屏政策。google的搜索服務當然也很好，但身處中國的“谷歌”并不能等同于位于美國大本營的google，它受到的限制很多很多，還一不小心就成了試圖向中國政府討價還價的籌碼。

　　在信息化與工業化的融合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時，要確保信息安全必須多管齊下，其中很關鍵的一點就是要研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軟件產品，并在市場上予以大范圍的推廣應用，充分發揮國產軟件的“安全、可靠、可控”特點，使其在信息安全的源頭上發揮頂梁柱作用。

　　一、國外軟件巨頭的壟斷：懸在國家信息安全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操作系統是計算機的中樞神經，windows操作系統在桌面領域已基本上形成壟斷局面，并在服務器領域也占有著一定的市場份額。在中國尤其如此，我國目前各種應用系統如電子政務、電子商務等的客戶端基本上都是建立在windows平臺上。多年前曾被揭露的windows的“nsa密鑰現象”，就是微軟在每一份視窗系統中都安裝了一個‘后門’，專供nsa(美國國家安全局)在需要時侵入全世界用戶的電腦，從而使美國政府可以輕而易舉地訪問任何一個微軟視窗用戶的計算機——這對國家的電子政務是多么大的安全隱患。而08年微軟的強制“黑屏”事件更是鬧得沸沸揚揚，微軟采取措施打擊盜版無可厚非，但應把握好“善意提醒”的尺度。基于微軟產品本身的影響力，顯然“黑屏”已經超越了善意的界限。“黑屏”代表一種可怕的能力，意味著如果我們it系統核心部分使用國外軟件，可能國外企業就可以很輕松進入我們的系統。這種能力既可以用于打擊盜版，同時也可以用于摧毀我們的系統，當我們把自己的桌面、軟件全部向國外廠商和產品傾斜時，其實也是在把我們的信息安全拱手相讓。

　　除了操作系統方面的安全隱患，在辦公軟件、數據庫以及包括cad等應用軟件方面也存在同樣的信息安全問題。2001年，美國南加州大學神經生物學和細胞學專家joseph miller博士在向美國宇航局(nasa)查找上世界70年代中期探測火星的維京(viking)計劃中獲得的數據時，發現這些有25年歷史的數據是以專用格式保存在磁帶上，而當時撰寫訪問這些數據的程序的工程師已經去世，因此這些數據實際上已經無法讀取。對于政府、博物館、檔案館和大型企業甚至個人，很可能會需要保存年代久遠的檔案，而這些檔案中的相當部分當初是采用辦公軟件編寫的，原本期望這樣能夠保持良好的檢索功能、滿足未來可能的編輯和轉換需求、并忠實重現原貌。而隨著時間的流逝，若因為使用了封閉的格式而最終無法讀取這些珍貴的檔案，將造成巨大的損失。

　　1999年某信息安全機構發現在微軟office 97的word、excel、powerpoint等應用所保存的文件中隱藏著稱為guid的數據。guid是偽隨機數，由計算機的硬件信息(例如網卡)和軟件信息(例如創建文檔的office版本)構成，這樣根據公開文檔內部嵌入的guid信息就有可能查獲該文檔的原始作者、創作軟件和硬件信息。guid威脅用戶的隱私權和個人自由，如果被惡意利用甚至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安全問題。后來微軟被迫發布了修正該缺陷的補丁程序。

　　2003年4月的at&t公布的研究報告指出，從互聯網上隨意摘取的10萬個word文件中發現，幾乎每個文件都含有令人尷尬的私密信息。半數的word文件隱藏有10-50個字的私密信息，1/3的文檔隱藏有50-500個字的私密信息，大約10%的文檔則隱藏有500個字以上的私密信息。

　　再來看產品設計的基礎工具cad軟件，它被廣泛應用在裝備制造、電子電器、國防軍工、航空航天、公路鐵路、橋梁隧道、工程建設等多個行業和領域。全球設計軟件巨頭美國歐特克公司的auto cad軟件自上世紀90年代正式進入中國市場以來，就像微軟的windows操作系統一樣處于壟斷地位。如果我們完全依靠國外的cad軟件來設計自己的產品，那么，我國相關領域的重要信息都存在被竊取的可能性。近幾年來，北京數碼大方科技有限公司(caxa)等幾家國產cad廠商經過艱難的打拼逐步占領了一定的市場份額，歐特克在感到來自我國產cad的威脅后，09年底在我國采取了降價80%的低價傾銷政策，試圖依靠價格戰來繼續壟斷市場，這給國產廠商造成了很大壓力。

　　二、國產基礎軟件的自主可控：基于開源軟件創新產業發展模式

　　我國國產操作系統的研發實際上也有二十年的歷史。從1989年開始就啟動了國產操作系統cosix的研究。cosix在技術上當時已經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有很高的安全性，并且易于修改和擴充，功能非常豐富，在1995年也通過了電子工業部專家組的技術鑒定，但它卻并沒有像大家希望的那樣推向市場。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在這關鍵的幾年間，我們國家一直都在為我們是否需要發展自主的操作系統爭論。當時一個最典型的論調就是，既然國際上已有非常成熟的操作系統，我們為什么還非要研發自己的操作系統?

　　從更嚴格的意義上來說，我國研發自主的操作系統是在1999年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后，使館被炸為我們敲響了警鐘，之前持續多年的“中國要不要開發國產自主操作系統”的爭論終于停止了，政府和業界就“不強調國家安全，再強大的經濟基礎也沒有保障”很快達成了共識。決策層很快就下定決心：我國必須研發自主可控的cpu和操作系統。

　　經過這些年的努力，國產基礎軟件開始逐步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產品體系。在操作系統方面有紅旗linux、中標linux、共創linux以及turbo linux;在辦公軟件方面有redoffice、wps、永中office;在數據庫方面有人大金倉數據庫、武漢達夢數據庫等。這些產品從2001年開始已在政府領域里的多個試點取得了成功。尤其是我國政府在2004年采取的全國軟件正版化的運動中，國產軟件首次打破了微軟的壟斷，在國家經濟利益和信息安全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正是因為國產軟件的崛起，我們有了與軟件巨頭議價的資本。就辦公軟件領域而言，由于redoffice、wps在政府采購中占有的絕對份額，微軟的office產品價格由每套的2600元降到880，國產軟件打破壟斷給國家帶來了真正實質性的經濟利益。也有專家測算，因為國產基礎軟件的出現，每年為國家節約了超過500億元的國外基礎軟件采購費用。“十一五”的國家重大專項中將“核心元器件、高端通用芯片與基礎軟件產品”包含在內，更是國產軟件發展的一個難得的發展契機。

　　我國的基礎軟件多數是基于開源軟件發展起來，我國政府也是在很早就確立了基于開源軟件發展基礎軟件的戰略。開源軟件不同于私有軟件的封閉代碼，它根據本身的需求量身定制，也不會私底下給自己留“后門”，在客觀上杜絕了部分信息安全隱患;開源軟件所具備的豐富資源，可以整合出完美的應用;可以以提供服務作為其贏利模式，基于服務模式可以全面展現開源軟件的精髓和商業模式。

　　基于開源使我國的基礎軟件具備了較高的起點，使中國的開源企業的開發實力和開發能力有了實質提升。在達到采用開源技術的較高層次和境界后，我們可以更加游刃有余地實行開源軟件的服務模式。基于開源軟件發展國產基礎軟件可以確保我們的主導權，現在這已成為了一個發展方向，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開源企業切實地加入了開源社區，并且切實地在對開源社區作著貢獻和回饋，也能在某些決策層面起到一定主導作用。

　　從我國基礎軟件產業現狀來說，主要面臨的是如何突破國際軟件巨頭已經建立起來的技術壁壘和市場壁壘，打破外國企業主導的產業生態格局，開辟自己的產業空間等問題。加強應用是解決上述問題的關鍵，而面對國產基礎軟件的應用瓶頸，選擇從服務突破是值得鼓勵的做法。服務的關鍵在于相關企業自身技術能力和服務水平的大幅提升，由此也會帶動企業的技術創新和業務創新，并最終形成整個產業的創新。因此在現階段，不斷提高采用開源軟件的水平和借鑒開源軟件的服務模式是互為結合的兩翼，是讓國產基礎軟件獲得顛覆性發展的出路所在。

　　從世界范圍來看，開源軟件的重要性也是越來越多地受到關注。被譽為“開源總統”的奧巴馬上任以來，對開源軟件給予了很多支持，在他委托開源人士為美國新政府起草的“開源白皮書”中，明確肯定了“從操作系統到中間件，到數據庫，到瀏覽器以及java等，比之私有軟件產品，開源軟件產品在其生命周期里面臨更少的安全問題”。現在連要求頗為苛刻的美國國防部也開始擁抱開源軟件。美國紐約州立法機構還修改美國稅法，對開源軟件開發者進行個人所得稅補貼(減免20%)，最高補貼限額為200美元(每年)。在法國，國家憲兵部門和準軍事警察部隊逐步開始棄用微軟的操作系統和辦公軟件，轉為使用開源軟件。在巴西，推廣開源軟件經歷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路線，在州和市政府不斷加大推廣和遷移步伐的基礎上，巴西聯邦政府開始全國性的推廣策略。在挪威，大面積采用開源軟件首先開始于教育部門，越來越多的學校全盤采用開源軟件，此后不斷向其他領域擴展。在俄羅斯，為根治打擊盜版和發展國產軟件，俄羅斯政府發布總統令，要求從2007年起，所有學校全部使用開源軟件，并在各地舉辦各種學習班和培訓班開展linux培訓。

　　三、產業發展需形成合力：國產軟硬件要協同發展

　　美國的intel公司和微軟公司是芯片和基礎軟件領域的兩個壟斷巨頭，他們在產業發展的二十多年間形成牢固的wintel聯盟，彼此支撐和發展成為各自企業發展的倍增器。在intel芯片由8位向16位、32位、64位過渡時，microsoft的操作系統也緊跟著由dos向16位的windows和32位、64位的windows過渡, 這種緊密配合，極大發揮了pc的能力，推動了pc業的飛速前行。而與此同時，也成就了intel和微軟兩個公司的各自霸業。

　　wintel聯盟的成功經驗對我們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在建立自主可控的信息產業過程中，國產軟硬件的協同作戰應該是最關鍵的一環。同時從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國產軟硬件的協同發展也是重要的戰略突破口，在打造完整產業鏈的過程中，軟件和硬件的協同合力必須得到重視。然而，在過去幾年的發展經歷中，我國芯片產業和基礎軟件產業卻往往獨自承受著分別來自于intel和微軟的壓力，客觀上瓦解了我們的協同作戰力。

　　例如，我們基礎軟件廠家往往能得到intel的資金和技術支持，引導主流廠家只基于intel平臺進行開發。與此同時，微軟也意識到國產芯片的發展會極大地打破其windows的壟斷地位，一直從兼容和互操作的角度來進行干擾。過去的幾年，國產芯片廠家既無法像intel那樣用資金來吸引國產主流基礎軟件廠家的支持;更無法得到微軟任何實質性的支持，使得國產芯片廠家往往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來自己研發基礎的軟件操作系統，并且只能運行linux操作系統。

　　在這種產業環境下，政府最應該主導的一件事是：必須引導國產軟硬件協同作戰。經過多年的發展，龍芯、眾志等國產芯片也取得了長足進步，也有了自己的一些特點，如低功耗，安全性等，這些優點都需要通過軟件優化才能徹底體現出來的，另一方面我們國產基礎軟件也要基于國產芯片形成自己的特色。操作系統和芯片只有真正結合起來，互相扶持，互相促進，才能走得更遠，也才能確保信息化建設道路上自主可控的信息安全。